• 肖宪:我的中东研究之路

    编者按 肖宪,曾任云南大学西南亚研究所所长、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云南大学副校长,现为云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全国高校国际政治学会副会长、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常务理事等。肖宪教授长期关注国际政治、中东伊斯兰问题、以色列和犹太人、中国-中东关系史等领域,已出版《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当代国际伊斯兰潮》《犹太文明史话》《当代中国—中东关系(1949—2014)》《世纪之交看中东》等著作和译作30多部;在国内外刊物发表论文100多篇。本刊邀请肖宪教授撰文介绍治学经验,为我国的中东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 作者简介 肖宪, 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 文章出处 原文参见《中东研究》2019年第2期(总第10期),全文如下:     一     1973~1977年,我作为上山下乡的“知青”在农村插队劳动了4年。后来,我有幸成为“文革”后第一批进入高校的大学生,在昆明工学院(即后来的昆明理工大学)英语专业学习。1981年大学毕业后,我留在昆明工学院担任英语教师。尽管工作干得不错,也颇受学生欢迎,但总觉得英语只是一种工具,一辈子靠它吃饭是不行的。于是,1983年我便报考了云南大学世界历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也被顺利录取了。    我读硕士的单位是云南大学西南亚研究所,导师是施子愉教授。    云南大学(云大)的西南亚(中东)研究始于20世纪40年代。当时纳忠、马坚等一批云南回族学者从埃及留学回国,率先在云大开展了有关阿拉伯地区历史、语言、文化的教学和研究,使云大成为国内为数不多的研究中东地区的大学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为了配合外交工作,根据中央政府周恩来总理20世纪60年代初做出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国际问题研究的决定》,当时的国家高教部批准成立了一批研究外国问题的机构。1964年,云南大学成立了西南亚研究所,同时期成立的还有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复旦大学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武汉大学美国研究室、西北大学伊斯兰教研究所等。     施子愉先生是昆明人,早年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念书,1947年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1951年回国后在武汉大学历史系任教,“文革”后回昆明定居,在云大西南亚研究所一直工作到1998年去世。施先生学贯中西,中文和英文造诣都很深,研究方向主要是国际关系史。他治学认真,学风严谨,讲课时字斟句酌,非常有条理。老先生的著述虽然不多,但每一部论著都很有水平。    除了施子愉先生外,当时西南亚研究所还有几位老教授也招收研究生。一位是早年曾留学土耳其的杨兆钧先生,主要研究方向是土耳其史和伊斯兰教史。另一位是方德昭先生,是一位老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就入了党,后来享受离休干部待遇,研究方向是亚洲史。还有一位是浦莱先生,早年也留学美国,英语非常好,朝鲜战争时做过志愿军翻译,曾在外交部亚洲司工作,主要研究中东石油问题。正因为西南亚研究所和历史系有这样一批老教授,云南大学在“文革”后第一批便获得了世界史硕士学位授予权。对这些老教授,当时我们既不喊教授,也不叫老师,而是称“先生”,如施先生、杨先生、方先生等。     西南亚研究所是当时的国家高教部批准成立的机构,因此有自己独立的资料室,并且有专项研究经费,每年都订购大量中外文报刊,购买许多中外文图书。除了几位老先生,所里当时还有10多位中青年研究人员,另外云南大学历史系也有几位从事亚洲研究的老师。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研究实力,1982年由云南大学西南亚研究所、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1978年改为今名)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发起,在昆明成立了中国中东学会,并召开了首次学术研讨会。能在这样的条件下和环境中学习,我如鱼得水,深感幸运。     二     进入西南亚研究所学习之前,我对中东了解甚少。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东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电视上时常有关于中东的新闻:敌对多年的埃及与以色列握手言和,达成和平协议,双方领导人共获诺贝尔和平奖,但埃及总统萨达特很快就遇刺身亡;伊朗发生伊斯兰革命,推翻亲美的国王政权,建立伊斯兰共和国,随后爆发了旷日持久的两伊战争;苏联突然出兵阿富汗,建立亲苏傀儡政权,但遭遇了伊斯兰“圣战”者的激烈抵抗,使其陷入战争泥潭不能自拔;以色列大举入侵黎巴嫩,引发大规模难民营屠杀事件,巴解组织被迫撤出贝鲁特……这些新闻报道令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自然也激起了我认识中东、研究中东的兴趣。     我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尤其感兴趣。为何一个看着非常强大并得到美国大力支持的国王政权,在短短几个星期就土崩瓦解?为何流亡国外的宗教领袖霍梅尼有那么大的能量,不但能够遥控指挥国内的革命运动,而且回国时会受到数以百万计民众的狂热欢迎和崇拜?为何伊朗的伊斯兰革命会在中东地区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应,导致整个地区的激烈动荡?为了弄明白这些问题,在西南亚研究所学习期间我阅读了大量有关的著作和文章,有中文的,但更多的是外文(英文)的。上课时我也与老师和其他同学进行过讨论。为了准确地理解和表述有关问题,我还翻译了几篇国外的英文论文,其中有两篇还在国内刊物上公开发表了。到硕士二年级时,经过与施子愉先生讨论,我决定将“中东的伊斯兰教与政治”作为我攻读硕士期间的研究方向。     我的硕士学位论文选定的题目是“当代中东国际关系中的伊斯兰教”。为了写好论文,我曾专程前往北京和上海的有关研究机构、大学和图书馆收集资料。虽然当时国内也有一些学者在从事伊斯兰教研究,但主要研究的是中国伊斯兰教,很少有人研究中东的伊斯兰教,可供参考的中文资料实在是凤毛麟角,因此硕士学位论文使用的文献资料大多是英文的。论文主要论述了伊斯兰教有关民族、国家、政治的思想和理论,并结合现实中的伊朗伊斯兰革命、两伊战争、埃以和平、伊斯兰复兴运动等具体案例进行讨论。虽然这篇硕士学位论文谈不上有多高的学术水平,却是国内较早涉及这一领域的一项研究成果。1986年6月答辩时,几位前辈老学者都给予了很不错的评价。     在此后的30多年里,伊斯兰问题一直是我最感兴趣的研究方向之一,也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我先后出版了《传统的回归———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1994年,2011年再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当代国际伊斯兰潮》(1997年,世界知识出版社)两部著作;参著了《伊斯兰教与国际政治》(金宜久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等三本书;承担过“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研究”(1993年)和“中东社会对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反应”(2003年)两项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发表了有关伊斯兰“圣战”、伊斯兰经济、伊斯兰复兴运动、伊斯兰教与民族主义、伊斯兰教与两伊战争、阿富汗的“圣战”、东南亚伊斯兰教、恐怖主义等问题的20多篇学术论文;给硕士、博士研究生和校外有关单位开设过“当代世界伊斯兰教”“中东的伊斯兰教与政治”等课程和专题讲座。     我认为,研究中东问题,一定不能脱离“伊斯兰”这一特殊因素。现在有的学者,仅从政治权力、经济利益、民族国家等一般规律来认识和理解中东,而不考虑中东的“伊斯兰”特殊性,这样是很难把许多问题说清楚的。另外,也有不少人仅把“伊斯兰”(这里说的是“伊斯兰”,而不是“伊斯兰教”)当作一种狭义的宗教来认识,因此就很难理解它对中东国家、政治、社会的巨大影响。其实,就中东地区而言,“伊斯兰”既是一种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也是一种社会、经济和法律制度,更是一种文化形态和生活方式。在中东,其实是没有“宗教”与“世俗”的区别的,只有“本土”与“外来”、“传统”与“现代”的区别。     三     1988年9月,我获得国家公派到英国进修一年的机会,这也是我第一次出国。在此之前,国内老一辈学者能到国外学习和访问的机会极少,许多人研究了一辈子外国问题也未能到国外看看,因此我很珍惜这次机会。我选择的进修机构是英格兰北部的达勒姆大学(Durham University,也译作杜伦大学)中东和伊斯兰研究中心——英国的四大中东研究机构之一。我在这里选听了两门课,参加了中心举办的学术讲座和讨论会,更多的时间则是在中心和学校的图书馆看书。然而,一次偶然的机会,又使我开辟了一个新的学术领域。     在达勒姆大学,我认识了一位来自以色列的博士生阿娜特。当她知道我在中国从事中东研究但还未到过中东时,便自告奋勇地要帮我找一个去以色列访问的机会。不久后,她就告诉我,她原先的硕士导师——特拉维夫大学摩西·达扬中东与非洲研究中心主任伊塔马尔·拉比诺维奇教授(Itamar Rabinovich,后来曾出任特拉维夫大学校长、以色列驻美国大使等职)愿意邀请我访问以色列,并可承担我在以期间的全部费用。     能有这样一个机会,我当然很兴奋,但真正要到以色列去,却又面临着不少困难。要知道,当时中以还没有建交,以色列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中国的“敌人”,国内媒体上还充斥着对以色列严厉的批评和谴责。而我当时是中国政府公派的访问学者,能以这样的身份去访问以色列吗?犹豫之际,我拨通了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教育处的电话,向他们说明情况,并表达了我访以的愿望。使馆对此很重视,让我写了一份详细的书面报告。不久后,使馆通知我,经请示国内(外交部),同意我以个人身份访问以色列。这样,国内就为我访以开了“绿灯”。     当我拿着特拉维夫大学的邀请函到以色列驻英国大使馆申请签证时,签证官可能从来没见过中国护照,拿在手里翻来覆去看了半天。两个多星期之后,从以色列使馆寄回来的护照上却没有签证,而护照中间夹着一张纸,签证章盖在那张纸上。原来,以色列给我做的是“另纸签证”。我想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当时中以没有建交,他们不便在中国护照上盖章,二是可能他们为我着想,一旦我的护照上有了以色列签证,我就不可能到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国家去了。     1989年4月,我第一次踏上了访问以色列的旅程,是较早访问以色列的中国学者之一,此前虽然也有中国学者到过以色列,但要么是来自香港、台湾的,要么是旅居美国的。此次我在以色列停留了20天。在拉比诺维奇教授的安排下,我在特拉维夫大学、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做了两场学术报告,与一些学术同行进行了交流;应邀到两位教授家里做客,体验了犹太家庭的安息日晚宴;参观了特拉维夫、耶路撒冷、海法、戈兰高地等地方;甚至还到一个基布兹里住了一天一夜……     正是此次以色列之行,使以色列和犹太人成了我后来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20多年来,我又多次前往以色列,开展合作研究或参加学术会议,有两次在那里待的时间还比较长。1992年中以建交时,我正好在希伯来大学杜鲁门研究院做访问学者,一时间成了以色列多家媒体追踪采访的对象。1994年,我到以色列纳塔尼亚的一个“乌尔潘”(希伯来语速成学校)学习了4个月的希伯来语,还获得了一张“初级希伯来语水平证书”。在以色列,我见过沙米尔、拉宾和佩雷斯等领导人,并有机会与他们对话。2014年7月,我在本-古里安大学做客座教授时,近距离观察了以色列在加沙实施“护刃行动”的全过程。     1989年9月我从英国回国后,曾先后到外交部亚非司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报告访问以色列的情况。1992年,我和同事杨曼苏编写了国内第一本全面介绍以色列的书《以色列———谜一般的国家》(世界知识出版社)。书出版后,市场反应很好,几次再版仍供不应求。后来,我又陆续出版了10多本有关以色列、犹太民族和宗教的书,其中既有学术专著,也有通俗读物,还有翻译作品,包括《犹太国》(商务印书馆,1993年)、《犹太人———谜一般的民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中东国家通史·以色列卷》(商务印书馆,2001年)、《古犹太文明探秘》(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犹太文明史话》(商务印书馆,2013年)、《以色列史话》(中国书籍出版社,2016年)等。另外,我还在国内外各种刊物发表了数十篇关于以色列政治、外交、历史、移民,犹太复国主义,犹太民族、宗教以及中以关系等方面的文章。     对以色列和犹太人,尽管国内已有比较深入、广泛的研究,但很多人仍存在着不少片面甚至极端的看法。正如郑州大学张倩红教授所说的:一些人只看到以色列的“占领者形象”和强硬姿态,而看不到这个弹丸之国严峻的安全形势与急切的安全诉求;一些人只看到战乱不止、动荡不安的以色列,而看不到其政治民主、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的一面;一些人只看到美以特殊关系,简单地把以色列归纳为美国的“仆从”,而看不到以色列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独立性与自主性,看不到美以关系中的利害纷争。另外,国内也存在着一种神化、美化以色列和犹太人的倾向:过分夸大以色列的成就和能力,夸大犹太人的历史作用和文化贡献,夸大犹太人和以色列对中国的感恩和友好。这些认知偏差,都应通过对以色列和犹太人客观、深入的研究加以纠正。     四     1993年6月,已经工作了十多年的我,考上了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彭树智教授的博士研究生。尽管是在职学习,要兼顾云南大学西南亚研究所的工作,但在1993~1996年的三年中,我还是在西安生活了大约一年半的时间。在西北大学,我一边读书学习,一边研究写作,还常与王铁铮、黄民兴、王新刚、张倩红等同门交流切磋,那是我学术生涯中非常有收获的一段时光。     与云南大学西南亚研究所同时成立的西北大学伊斯兰教研究所,1978年改为中东研究所。彭树智先生是国内世界史学界的著名学者,长期从事亚洲史、中东近现代史、东方民族主义、人类文明交往等领域的教学和研究,曾担任西北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博学院院长,后来任中东研究所所长。彭先生学识渊博,为人谦和,对学生循循善诱,在学术上却十分严谨,务实求真。而且,彭树智先生还是一位非常勤奋努力的学者,尽管早已著作等身,到80多岁时仍笔耕不辍。正是在他的带领下,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最早在国内获得“中东·南亚史”博士学位授予权。     在彭先生的指导和鼓励下,我选择了“1949—1979年的中国-中东关系”为博士学位论文的题目。在我国的对外关系研究中,中国与中东的关系一直是比较薄弱的领域,不仅研究的学者较少,发表和出版的论文和著作也不多。相比之下,在我国国际关系学和外交学界,对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关系(如中美关系、中欧关系、中日关系、中俄关系、中国-东南亚关系,甚至中国-中亚关系、中国-非洲关系)的研究队伍和研究成果都比中国-中东关系要庞大和丰富得多。这一博士学位论文题目确定后,中国-中东关系也就成了我中东研究的第三个主要方向。     研究中国-中东关系,主要的困难还是第一手资料的缺乏。因为涉及国家的外交政策,不少档案文献一直未解密,一般学者也很难得到。能够利用的资料主要是公开的消息、报道、领导人讲话、公报、条约等,某些当事人的传记或回忆录,以及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但我觉得,学术研究的目的并不是要去披露所谓的“外交秘闻”,而是从历史的宏观视角考察中国与中东国家关系发展的脉络和走向,分析各种事件的因果关系,从中找出某些规律和特点。因此,这些公开发表的东西本身就是有价值的资料,只要下功夫去收集、发掘、整理,并对它们进行分析和思考,同样也可以得到满意的结果。另外,国外也有一些学者在关注中国-中东关系,他们的研究成果也可参考、利用。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我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1949—1979年的中国-中东关系》的写作,并于1996年6月顺利通过了答辩,获得了博士学位。能够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并取得更高的学位,我感到十分高兴和满足。当时我已年过四十,来读博士既不是为了就业,也不是为了职称或者工资,主要还是对知识和学问的追求。事实上,1995年5月我已经被破格晋升为教授(我1992年晋升为副教授,一般要5年后才有资格参评正教授),并被学校任命为西南亚研究所所长了。     当时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1949—1979年的中国-中东关系》大约有15万字。我本来想答辩之后再花一些时间把1979年以后的中国-中东关系也写出来,作为一本专著出版,但是由于各种客观因素(行政工作、上课、指导学生、出国等),当然更主要的还是觉得自己没有把握写好,此事就搁置了。没想到这一放就是20年,直到2015年我卸下了学校行政职务的担子,才重新回过头来对当年的博士学位论文进行认真的加工修改。然后又用了近两年的时间,对1979年之后的中国-中东关系进行仔细梳理、研究和写作,最后终于完成了一部学术专著《当代中国—中东关系(1949—2014)》(54万字),于2018年初由中国书籍出版社正式出版。当然,由于资料有限和水平所限,我对此书仍有一些不满和遗憾之处,只有等以后有机会再加以弥补了。     在中国-中东关系这一研究方向,除了这部专著之外,我还翻译出版了《中国与以色列-犹太关系10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一书;在各种学术刊物发表了中国-以色列关系、中国-土耳其关系、历史上的中国-中东关系、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中东关系、中国-中东人文交流、中国向西开放、“一带一路”等内容的论文10余篇;并承担了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的重点课题“中国与中东国家关系史研究”(2013年)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关系有了很大发展,尤其是双方在能源和经贸领域开展了大量的合作。相比之下,中国对中东政治和安全事务的参与程度仍比较低。正如一位学者所观察到的:积极进取的经济政策和谨慎保守的政治安全政策,构成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中东战略的主要特征。然而,近年来几股力量正在把中国推向中东舞台的中心:一是中国在中东不断增大的利益;二是中国的大国地位和大国责任;三是中东国家和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这就要求中国不仅在经贸方面,而且在政治和安全方面,在中东发挥更大的作用。我相信,随着中国对中东事务越来越多的参与,对中国-中东关系的研究也会越来越深入。     五     我从1983年进入中东研究领域,到现在已经36年了。     除了前面谈到的中东伊斯兰问题、以色列和犹太人、中国-中东关系三个主要方向外,这些年来,我还做过中东历史和国际关系的研究,做过土耳其、伊朗、埃及、沙特等国别问题的研究,以及阿拉伯、库尔德等中东民族问题和民族主义的研究。现在回过头来看看,也算取得了一些成绩:共出版了20多部著作(包括独著、合著、译著),在国内外刊物发表了100多篇学术论文,以及几十篇知识性文章。另外,我还招收和培养了中东研究方向的博士生和硕士生50多人(包括4名外国学生);获得过10多项研究和教学奖励;2001年以来,还一直担任中国中东学会的副会长。     我觉得,一个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学者,既要能坐得住冷板凳,潜心做学问,也要能走得出书斋,服务国家,服务社会。在这方面,我也进行了一些努力。当中东地区发生一些重大事件时,社会上总是很关注,希望更多地了解其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当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2011年出现席卷中东的“阿拉伯之春”、2014年“伊斯兰国”崛起、2017年特朗普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时,我都曾应邀到一些机关、部队、学校做形势报告,或接受媒体采访,与公众和社会分享自己的认识和看法。到国外访问时,我也应邀做过一些有关中国的讲座,如“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的伊斯兰教”“中国的中东研究”等,向外国人讲好中国故事。1994年我在以色列做访问学者时,曾到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为工作人员做过关于中东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报告。另外,前些年我还多次参加外交部亚非司召集的形势研讨(分析)会,就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供有关部门决策参考。     在云南大学,我也利用自己从事中东研究的优势,推动学校与中东国家开展合作和交流。我们曾邀请三任以色列驻华大使、两任伊朗驻华大使前来云南大学访问,并给师生做报告;邀请过多位以色列、伊朗、土耳其学者前来进行学术交流;与伊朗、以色列的学术机构合作在云南大学举办过4次国际学术会议;在云南大学举办过5次有关以色列、伊朗的文化、旅游展览;争取奖学金让多名云南大学师生到中东国家访问;等等。2006~2015年,我担任云南大学副校长,分管科研和外事工作。为了在伊朗开办孔子学院,我两次带队前往伊朗,寻找合作办学的伙伴。后来在中国国家汉办的支持下,终于成功地在伊朗德黑兰大学开办了一所孔子学院。     总之,能够通过自己的研究,为知识的殿堂添砖加瓦,为国家和社会服务,促进中外合作交流,我感到很高兴,也觉得很欣慰。     我们是伴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繁荣发展成长起来的一代学者。我们这一代人以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为主,比上一代人(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生的)幸运得多,因为我们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代。我们这一代人可以心无旁骛地置身书斋,钻研问题,追求学问;我们有优越的工作条件,有电脑、互联网等各种先进设施,有各类科研项目可以申报;我们有很多机会走出国门,与国外同行合作交流,探讨切磋。所以,我们要感谢这个时代;我们没有理由不努力,也没有理由不取得成绩。     随着国家的发展、对外开放的扩大,国内的中东研究队伍不断壮大、成果日渐丰富、水平不断提高。与我们这一代人相比,20世纪60年代之后出生的中东研究学者大多学历层次高,受过系统的专业训练,理论基础扎实,思想活跃,勇于创新,而且善于使用新的研究方法,以及互联网、大数据等新的研究手段。更令人羡慕的是,他们中不少人除了懂英语外,还懂阿拉伯语、土耳其语、希伯来语等语言,有的人还在中东国家生活和学习过。他们既仰望星空,又脚踏实地,是中国未来高水平中东研究的希望所在。     中东曾经离我们很遥远,不仅是地理和距离上的遥远,还有思想上和心理上的遥远。过去,对普通中国人来说,中东是那样的模糊、神秘和陌生。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交往的增加,今天中东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我们几乎每天能听到有关中东的消息、看到有关中东的报道。中东对中国人来说,正在一天天变得清晰、真实和熟悉起来。作为一个研究中东的学者,我对此深感高兴和自豪。

  • 论恐怖主义的社会解构

    作者简介 刘乐,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摘要 作为一种极端的解构力量,恐怖主义对于国际秩序的威胁和损害不仅在于通过制造恶性事件以破坏国际社会的安全稳定,更在于借助销蚀主流价值而削弱国际秩序的观念基础。因此,国际社会有必要将评估和应对恐怖主义的社会解构纳入反恐治理的基本范畴。其中,以“伊斯兰国”组织为代表的恐怖主义力量进行社会解构的行为策略,可以分为以动摇当代领土政治、颠覆主流生命伦理和创设替代政治秩序为主要构成的重释再造,以动员恐怖袭击、滋长恐怖气氛和催生仇恨敌对为主要构成的“木马”植入,以“黑色经济”“黑色宣传”和“黑色技术”为主要构成的反向利用。目前,国际社会的反恐路径注重结合预防恐怖主义的内向防御逻辑与打击恐怖主义的外向进攻逻辑。沿着这一思路,国际社会可以综合采取加强反恐实践中的逆向战略、修正反恐叙事中的敌意话语和联通反恐治理中的不同系统等多种举措以应对恐怖主义的社会解构。   关键词:恐怖主义;社会解构;反恐治理;世界秩序   恐怖主义与反恐治理是当代国际安全的重要议题。对于国际社会来说,恐怖主义威胁所造成的冲击与挑战、动荡与失序不仅表现为其在物理层面所输出的袭击与暴力,更来自其在心理层面所进行的侵蚀和消解。   作为国际体系的边缘性力量,恐怖主义活动反映出其反体系行为的极端面向。无论是刻意还是无意,恐怖主义都通过自身的话语叙事和行为实践而对当前主流社会的价值基础和意义体系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社会解构。因此,本文主要以“伊斯兰国”组织(Islamic State,Daesh)为案例,尝试去梳理和讨论以此为代表的恐怖主义力量通过哪些行为策略而对哪些社会意义进行消解和侵蚀。     一、恐怖主义的重释再造 任何国际秩序都建立在一定的观念共识和行为规范的基础之上。进而,持续稳定的意义建构和价值安排共同形塑了主流国际社会的认识框架与实践内容。当然,这一秩序框架往往也会遭到体系内不同类型行为体的削弱和破坏。对于作为国际体系边缘性力量的恐怖主义来说,其对主流国际价值最为直接的冲击方式和挑战手段就是对国际社会既有的意义价值进行重新阐释和再次塑造。   重释再造是一种典型的价值竞争策略,它将已经被习得和内化的观念推翻重构,从而将既有的意义联结进行去合法化,寻求树立自身意义联结的合理性。以“伊斯兰国”组织为例,它对社会意义进行重释再造的行为策略主要分为动摇当代边界政治、颠覆主流生命伦理、创设替代政治秩序三个方面。   (一)动摇当代边界政治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重新划定了欧洲各国的边界,标志着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的肇始。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重要特征是确立了领土主权原则。这一原则延续至今,基本得到了主权国家的遵守,并随着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兴起而根深蒂固。但这一原则却毫不为以“伊斯兰国”组织为代表的恐怖主义力量所认可和依循。在其看来,所谓的边界概念只是地域上对已经征服与还未征服地域的临时性划分(因而可以延伸拓展),而非国际社会中的主权国家就领土范围达成的永久性条约(因而具有约束效力)。恐怖组织对当代边界政治的重释再造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否定既有边界安排。国境和领土是当代边界政治的重要构成要素。其中,现代中东地缘版图的确立始于英国和法国于1916年秘密达成的《赛克斯-皮科协定》。但是,诸如“伊斯兰国”组织等恐怖主义力量却不仅对这一边界划分置若罔闻、视若无睹,甚至还大肆鼓吹要彻底终结这种边界政治。   例如,“伊斯兰国”组织在其官方杂志《达比克》(Dabiq)中,就公开宣扬和积极号召重建“哈里发”,并夸下海口要进一步扩张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哈里发”帝国。通过鼓动全球吉哈德运动,以“伊斯兰国”组织为代表的恐怖主义力量意欲颠覆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进而妄图摧毁建立在这种边界政治基础之上的国际秩序。   “伊斯兰国”组织不同于那些在主权国家体系下寻求改变现状而实现权势增长的修正主义国家,它寻求的绝非是在既有国际体系中权力的重新分配,而是要去颠覆和重释国家间边界的政治概念。正是因为这种意识形态如此根深蒂固,即使“伊斯兰国”组织面临连丢城池节节败退、实控领土日益萎缩的覆灭之势,这种观念主张也仍然能够通过某种政治说辞以实现自我安慰和想象满足。因此,这种价值观念只会随着恐怖组织实体力量的式微而在其政治选择中暂时退居内隐,而并非就势倾颓匿迹。   第二,进行对外渗透扩张。为实现对于既有领土安排和边界政治的重释再造从而汲取权力并扩大影响,以“伊斯兰国”组织为代表的恐怖主义力量进行了相应的领土渗透和对外扩张。它们立足于自身的武装据点,寻求进行对外攻伐征略与辐射扩张,特别是将主要对象目标锁定在那些国家控制力量薄弱和社会治理失败低效的混乱地区;同时,它们还积极发展国际渗透网络,进行跨区域的战略动员和组织流动,意图通过建立和支持各种海外“行省”或“辖区”(wilayah)、“飞地”和分支力量,从而拓展自身的政治版图。   国家行为体的认同建构主要是面向本国国民,与此不同的是,恐怖主义与极端组织的认同建构是超国家和跨区域的,例如“基地”组织建立的三层体系与“伊斯兰国”组织制订的三环战略。特别是随着“内环”战事的节节失利,“伊斯兰国”组织更是加大了西至北非、东至中南亚的双向转移和外线扩张。借此,这些恐怖组织的战略动员不只局限于特定的国界范围之内,而从不同的节点辐射至周边、延伸至区域,甚至是扩展到全球。   (二)颠覆主流生命伦理 任何社会的发展都必然建立在特定的伦理和道德基础之上,而一个社会公序良俗的确立也必然依托于社会主体之间基本的行为界限。对于主流社会来说,其赖以维系的观念基石就是尊重人的意义与存在价值。因此,一个健康成熟的主流社会定然不会弘扬自杀与杀他行为。但是,恐怖组织动员恐怖分子进行的自杀式恐怖袭击(suicide terrorism)和对暴力行为伦理底线的突破,却在很大程度上侵蚀和消解着这一主流社会的生命伦理。   第一,教唆自杀式恐怖袭击。毋庸讳言,我们必须承认自杀式恐怖袭击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理性的行为选择,它有着自洽的行为逻辑和心理基础。但是恐怖组织对这种行为的吹捧、操纵和鼓动却对人的意义与存在价值构成了根本威胁。   一方面,恐怖组织以各种虚妄不实的“空头支票”来向恐怖分子许诺在“彼世”的美好生活图景,以此来迷惑和诱使其就范; 另一方面,恐怖组织则以各种所谓宗教“牲献”的华丽言辞来粉饰开脱这种行径的暴虐,从而减缓恐怖分子在发动自杀袭击时所承受的道德压力和负罪感。   但是,这些宣传和说辞显然无法被主流社会所接纳,更无法在其价值基础和意义体系中立足。在主流社会看来,人之所以为人而得以超越动物性的一个方面在于,人可以认知和处理“个体中的群体”(group inindividual)与“群体中的个体”(individual in group)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由于社会在场的作用,人不仅可以寻求自我的存续,还可以照顾他人的存续,继而进行人际与群际的互动和协作。   而恐怖主义却恰恰在颠覆这个逻辑:在其看来,只有危及而非尊重你及你所在群体的存续,才能保证我及我所在群体的存续;在此基础上,针对平民的恐慌“生产”成为实现其政治目标的关键手段。恐怖袭击正是基于这一观念逻辑所产生的行为实践,其中又以自杀式恐怖袭击为典型代表,从而对主流社会的生命伦理造成了最大冲击。   第二,突破武力行为的伦理底线。在有关武装暴力的道德立场中,现实主义与和平主义分据两个观念极端,正义战争理论(Just War Theory)则居于其间。在正义战争理论的思想体系中,主要包括“开战正义”(jus ad bellum)和“交战正义”(jus in bello)两大分支。   就“开战正义”而言,它要求发动一场正义战争需满足正当理由、合法权威、正当动机、成功前景、适当比例与最后手段六个道德要件。在恐怖主义的暴力行为中,“伊斯兰国”组织鼓吹的“圣战”运动蓄意曲解了伊斯兰教的吉哈德(Jihad)观念,完全不符合正当理由与适当比例的基本原则,而严重背离了这一战争伦理。   就“交战正义”而言,它要求战争的参与者在作战中必须遵守“区别”(discrimination)与“比例相称”(proportionality)的规范性原则。前者强调禁止平民、伤员、战俘等非战斗人员的生命和财产在战争中被当作蓄意攻击的目标对象;后者强调即使在针对合法目标时,也不应滥用武力而造成超出军事目的所需的过度杀伤。不同于职业军人所参与的国家间战争行为,恐怖主义的武力使用本身几乎不遵守也不接受任何战争伦理的约束。   而这种突破伦理底线的暴力行为所带来的负面效果并不仅仅在于恐怖组织自身的暴虐行径所造成的直接影响,更在于其向其他非国家行为体的地区武装力量所进行的极端化的社会传染,甚至还使得国家行为体在反恐行动中也开始突破战争伦理的规范和约束。由此,武力行为所依据的传统伦理基础开始被这些政治单元的越线行为所日益侵蚀。   (三)创设替代政治秩序 与单纯发泄报复式的反社会行为不同,恐怖主义行为在其恐怖活动背后还有一套由特定的价值诉求和政治目标所构成的行为逻辑。“伊斯兰国”组织是其典型代表:一方面,“伊斯兰国”大肆挞伐并极力破坏当前的国际秩序;另一方面,又渴慕能够建立一个在其治下的替代性政治秩序。“伊斯兰国”扎根于伊斯兰教与伊斯兰社会而进行的政治秩序的创设实践主要分为两个方面。   第一,要求恢复“哈里发”政治制度。在传统伊斯兰文化中,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主权观念。而在强调“信主独一”的伊斯兰政治哲学中,安拉是最高的主权拥有者。从这种“真主主权论”所衍生出的是“先知权威论”和“代行主权论”。由此,“哈里发”继承了“封印先知”在世间的职责,即管理穆斯林乌玛(Ummah)。   根据这样的逻辑,“哈里发”制度也就成为伊斯兰的基本政治制度。“伊斯兰国”利用和歪曲了这一历史和宗教基础,并通过“回归过去”(反对既有政治秩序以回归历史幻象)、“塑造现实”(“哈里发”的实体化)、“憧憬未来”(煽动“末日决战”与“哈里发帝国”扩张)三个有机统一的序贯逻辑,建构了所谓“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并以此来树立自身的神权统治。   无论成败与好坏,这种对于神权政治极端化的复辟尝试都无疑向国际社会提供了一种替代性的政治方案和观念实践,从而对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国际体系造成了现实冲击。特别是对于伊斯兰神权秩序的信奉者来说,其更是具有现实的吸引力和可观的影响力。   第二,推行伊斯兰教法统治。为了恢复和施行全面的“沙里亚”(al-Sharia,即伊斯兰教法),“伊斯兰国”组织设立了沙里亚委员会(Sharia Council)的“国家”建制,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沙里亚教法秩序,从而以此为重要组成部分来进行国家统治和社会管理。在其治下,伊斯兰教法居于压倒先前世俗法律的绝对主导地位。虽然世人纷纷指责“伊斯兰国”组织推行的这种教法统治极尽严苛而惨无人道,更有断章取义之嫌,但是对于尊奉迷信沙里亚的信众来说,却是另当别论的,有的信徒甚至还明确表示对这种“复归”尝试感到欢欣鼓舞。   任何国际秩序的创设和发展都需要特定权力、制度和规范因素的充分保障,进而在相应权力强化、制度深化和规范内化的基础之上,国际秩序才得以稳定和持续。但是,以“伊斯兰国”组织为代表的恐怖主义力量却通过汲取权力、另设制度和重构规范的方式,对国际社会发展所依赖的意义系统和价值体系进行以重释再造为核心特征的社会解构。其行为虽不足以瓦解和颠覆当前的国际秩序,但却也在事实上日益侵蚀和消解着国际秩序的既有根基和总体信念。     二、恐怖主义的“木马”植入 “木马”除了字面含义外,又因人们熟知的古希腊神话《特洛伊战争》中的引申含义,即“害人的‘礼物’”(Greek Gift);在网络安全领域中,亦指一种计算机恶意代码和病毒程序(即木马病毒)。从木马的隐喻来看,主要暗含了“伪装”(不易甄别)、“潜入”(难以阻绝)和“破坏”(负面影响)三个循次步骤和构成要件。   恐怖主义的极端意识形态和激进暴力倾向使其难以被主流社会及其民众所认可和接受。同时,主流社会对于恐怖主义的政治宣传和行为活动也进行着严密监控和强力回击。因此,为了攻破这一牢固的政治防线,恐怖组织采用了“木马”植入的行为策略,主要通过向主流社会植入“恐怖袭击”“恐怖气氛”和“仇恨敌对”三种“木马病毒”,以此来破坏社会秩序、恶化社会环境和制造社会隔裂。   (一)动员恐怖袭击 作为一种极端的反动力量,恐怖主义要想“打入”主流社会就必须借助具体的人及其实践的极端行为。为此,恐怖主义“制造”了恐怖分子这种“人肉木马”,并通过动员恐怖袭击的方式寻求实现对于社会秩序的破坏和解构。这种“木马”植入主要分为诱发内部病变与进行外部移植两种方式。   第一,发展“独狼”分子。任何社会都不免存在结构失语人群与宗教狂热分子,他们被恐怖组织视为潜在的动员对象。恐怖组织首先在主流社会内部发现这些潜在的恐怖分子,并通过观念洗脑教育、暴力手段传播和地下支持网络途径将他们发展成为恐怖袭击分子。正是由于这样一种对于极端运动的参与体验和想象满足,使得“独狼”分子感到“独而不孤”。他们在恐怖组织的煽动和教唆下发生自我“病变”,对于一个健康的社会有机体来说,其无疑是来自内部的重大威胁。   第二,培训输出暴力。与发展“独狼”分子的内部动员相对照,培训输出暴力是恐怖组织进行外部动员的主要方式。   一方面,目前恐怖组织培训输出暴力以西亚北非为重点地区,该地区逗留着为数不少的“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foreign terrorist fighters)。他们从母国千里迢迢赶赴中东战场为恐怖组织效命。然而,随着“伊斯兰国”组织及其分支等恐怖主义力量面临战事接连不利乃至溃败,这些外籍恐怖分子在接受培训后,借助自己的国籍“优势”返回原在国家和地区,继续进行恐怖主义活动。此外,还有一些原本只是前来参战的“外籍战士”(foreign fighters)在参战过程中接受了恐怖组织的极端思想,并在返回原在国家和地区后开始从事恐怖主义活动。   另一方面,中东地区当地的一些恐怖分子还乔装为难民,通过偷渡或借难民收留得以潜入欧洲等地。借此,恐怖组织通过将这些外籍人员和伪装难民等“木马”植入当地社会,而蓄谋借此发动恐怖袭击而完成暴力输出。   对于主流社会来说,应对“木马”植入颇为棘手:一方面,这些恐怖分子在发动恐怖袭击前利用自己的“身份优势”进行自我隐蔽而不易甄别;另一方面,此类恐怖主义袭击的行为目标、发动时间和地点选择的随机性也较强,作案手段相对简单,仅仅是通过持刀或驾车便可作案,这些都无疑加重了当地安全部门在情报和安保工作上的负荷和成本。   更为严重的是,它还导致安全部门陷入一种自我循环强化的两难局面:一旦有所松懈便面临更为严峻的反恐压力,但加强警戒和提升防备又将导致安保人员的疲于奔命以及承担代价不菲的安保支出。因此,作为一种社会解构力量,恐怖组织成功地借助恐怖分子这种“木马病毒”干扰了主流社会的安全秩序和社会稳定。   (二)滋长恐怖气氛 安全状态由安全环境和安全感知两个部分构成和形塑,前者主要指客观上没有实际威胁,后者主要指主观上无威胁感。恐怖主义对于国际安全所造成的冲击和挑战就源于其在国际社会滋长了一种复合了客观实际与主观认知的恐怖气氛,主要包括加剧安全威胁与激发不安全感两个方面。   第一,加剧安全威胁。对于恐怖组织来说,其显然难以与国家在军事安全议题上分庭抗礼,但其却能在民事安全议题上寻衅滋事。恐怖组织分别通过瞄准“硬目标”(特定目标)和“软目标”(随机目标),实施相应的象征性暴力和无差别暴力,制造并加剧主流社会所面临的安全威胁,进而在社会环境中成功地滋生出一种恐怖氛围。根据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对于恐怖袭击的忧惧已经成为世界各地民众目前最重要的安全关切之一。   第二,激发不安全感。安全感(safety feeling)是指人在受到保护或摆脱危险情境时所体验到的情感。相应地,不安全感则是指人在面对(潜在)威胁或风险时所体验到的情感。透过对于安全威胁加剧的亲身经历或媒体报道,公众开始意识到政府的安保漏洞和自身的涉险处境,从而产生恐惧惊慌的情绪体验和不安全感。同时,这种负面情绪还会相互传染和彼此强化,并严重影响群体和个体的行为选择。此外,对于安全感的解构与建构还呈现出明显的不对称性:前者往往比后者来得更为容易和迅速。由此,也在客观上助长了恐怖主义所滋生的恐怖氛围。恐怖组织正是利用这一点,在暴力袭击后鼓噪各种骇人听闻的极端言辞,并扬言要制造更大规模的暴力事件。   恐怖主义在本质上属于一种恐惧政治,即通过引发人们的恐惧情绪以实现自身的政治目标。诚如丹尼尔·德雷兹内(Daniel W. Drezner)所言,恐惧是一种强有力的情绪,它可以在多重维度上深刻地影响政策的制定。除了政客利用恐怖政治之外,恐怖组织同样借助恐怖向主流社会植入恐怖气氛的“木马病毒”,从而得以催生和传染社会恐慌,进而影响和恶化社会环境。   (三)催生仇恨敌对 在制造恐怖袭击和鼓噪恐怖气氛的基础上,恐怖组织塑造和实践了自身的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从而实现对同情分子的笼络和蛊惑以及对支持分子的巩固和强化。恐怖主义的身份政治主要分为两种交错递进的演进逻辑: (1)去身份化与认同解构; (2)再身份化与认同重构。   其中,前者主要是颠覆和解构目标对象所习得和内化的身份认同,后者则是在此基础上植入和重构新的更为激进和极端的自我归属。两者交互作用后,恐怖组织一方面不断强化自身的认同边界,另一方面则不断侵蚀和消解目标对象的认同边界。恐怖组织在其身份政治中进行“解构-重构”的复合实践,其目标是制造主体区隔和引致冲突关系。   第一,鼓动排他敌对。包容(inclusivity)与排斥(exclusivity)是社会互动的两种基本取向:前者主张主体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包容与并蓄,它是多元的、外向化的社会关系;后者则强调自我与他者、内群与外群的差异与壁垒,它是单一的、内向化的社会关系。   对于恐怖主义来说,它一方面对前者完全否定,另一方面则将后者进一步极端化,即通过封闭互动空间而将其所划分的差异主体进行隔绝,进而借由自我肯定和价值排他而将这种差异对立起来,最终实现两者之间的相互排斥和敌意螺旋。由此,原本可以在尊重彼此差异的基础上进行“间谈”的社会主体,通过这种他者化(otherization)甚至是非人化(dehumanization)而被消解和贬低为不能够对话、只能被消灭的行为对象。   第二,煽动仇恨暴力。鼓动排他敌对是在认知框架上实现了主体关系的冲突化,煽动仇恨暴力则进一步完成了这种负面观念的实践化。恐怖主义的这种“观念-实践”嫁接主要分为“提供目标→提供方案→提供支持”三个步骤: 首先,进行以时间为线索的对抗性叙事,通过在此基础上的选择性对照和戏剧化比较,从而制造落差感、屈辱感和被剥夺感,并将之归咎于目标对象所为。 其次,排除日常的和平解决方案,夸大暴力手段的效能并以所谓“正当性”来粉饰其负面性。 再次,为仇恨暴力实践提供物质和精神支持。   由此,原本就存在的敌对认知进一步获得了相应的行为动能,并通过这种极端暴力的方式进而导致观念与实践之间的相互强化。   由此可见,恐怖主义的“木马”植入策略在催生仇恨敌对时采取的是双重手段:一方面,它把更加极端和更有暴力倾向的观念植入个体,从而吞噬其既有的个人身份认同;另一方面,它又将更为激进和更具侵略性的观念植入群体而瓦解其既有的社会身份认同。与此同时,这种社会解构的持续发酵还将“绑架”社会群体中的温和派,并进一步导致单方仇视演变为双向敌对的共同激进化,从而制造更大规模的社会隔裂。     三、恐怖主义的反向利用 在人类的社会活动中,工具与价值是一对相辅相成的概念:工具性为价值性提供了实现手段,价值性则为工具性指明了存在意义。与此同时,同一价值目标可以通过不同的工具手段实现,而同一工具方式的意义也可以映射不同的存在价值。就前者而言,主流社会为了实现公序良俗的共同目标综合使用了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工具;就后者而言,这些工具除了服务于主流社会的价值目标之外,还为恐怖组织等社会力量所反向利用,以实现其自身特定的价值目标。以“伊斯兰国”组织为例,其对于主流社会所熟知工具的反向利用表现为“黑色经济”“黑色宣传”与“黑色技术”三个方面。   (一)黑色经济 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是经济活动的四个基本环节。一般来说,正常的经济活动主要是通过这四个环节来实现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提升社会整体福利的价值目标。但是,恐怖主义的“经济活动”则是为了筹措恐怖经费、服务暴力输出。不同于以往恐怖组织主要依靠私人捐赠、宗教基金会等“输血式”的经济来源,“伊斯兰国”组织通过“政府”、市场和社会三个层面的经济动员,实现了“造血式”的经济自足。这一恐怖主义力量在主流社会经济系统中的反向利用以生产环节和交换环节最为典型。   第一,黑色生产。为了满足日常生活的市场需求、维护自身治下的社会秩序以及保证持续稳定的资金来源,“伊斯兰国”组织一旦攻取新的领土,就立马着手控制、继承和接管当地的道路等基础设施、燃气和电力系统,并在既有的经济发展基础上组织或强迫当地民众继续进行小麦、棉花、原油等主要产品的农业和工业生产活动。   第二,黑色交换。由于“伊斯兰国”组织难以在其“境内”实现自给自足,因而必须通过对外经济往来以满足其贸易和金融需求。一方面,石油是“伊斯兰国”组织最重要的贸易产品,其为此还建立了自身石油输出的利益链,从而攫取巨额的能源财富;另一方面,“伊斯兰国”组织还借助地下钱庄和私人外汇交易所建立了自身的地下金融网络,以此来寻求躲避国际社会的金融制裁。正是由于资本具有逐利性,恐怖主义才得以讽刺般地刺破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双身”结构,进而反向利用其伪善。   虽然“伊斯兰国”组织在经济管理方面罔顾价值规律、滥施苛捐杂税、违背商业精神,无疑是一个失败的“经理人”。但换个角度看,即使“伊斯兰国”组织始终难以逃脱规模有限、脆弱动荡又缺乏潜力的经济命运,我们还是得承认这一恐怖主义力量的确在事实上反向利用了各种经济手段,为自身的能力建设和组织发展攫取了可观的物质财富。另外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国际社会在经济生产和金融贸易方面的摧毁性打击对“伊斯兰国”组织的经济体系造成了致命性影响,但是就发动相对较低成本的对外恐怖袭击而言,这一恐怖组织仍然拥有相对富余的资金来应对国际社会在经济领域的联合绞杀。   (二)黑色宣传 宣传是一种重要的信息传播行为,它可以有效地塑造受众的认知行为、动员潜在的支持对象、扩大自身的声望影响。一般来说,正常的宣传活动主要是为了实现争取民众支持(政治宣传)、增加消费行为(商业宣传)等主流社会所允许和接纳的目标和效果。但是,恐怖主义的“宣传活动”却是通过传播恐怖暴力和动员极端分子来扩大组织影响和威慑主流社会。具体来说,以“伊斯兰国”组织为代表的恐怖主义力量,对于主流社会宣传工具的反向利用主要包括在新媒体的复合宣传和与传统媒体的“利益共谋”。   第一,复合宣传。“伊斯兰国”组织借由手机、电脑等传播媒介,并依托视频网站、社交媒体等信息平台建立了自身庞大的新媒体宣传网络。在此基础上,通过图片、视频、文字、声音等信息形式进行了针对多重对象、多重目标的复合宣传:一方面,“伊斯兰国”组织对于其欲争取和发展的潜在动员对象,进行了以宗教狂热和极端政治为主要内容的激进化宣传;另一方面,“伊斯兰国”组织针对其欲恐吓和威慑的主流社会人群,进行了以骇人听闻的言辞和暴力实践为主要内容的恐怖化宣传。由此,开放结构、民主精神、全球互动等线上文化的核心要素却反向成为恐怖主义自由行动的客观助益。   第二,“利益共谋”。商业化的媒体发展本质上遵循“注意力经济”(attention economy)的盈利原则。也就是说,越是那些能够博人关注、吸引眼球的信息,越会带来更高的流量(包括浏览量和话题量),进而越能创造更大的新闻影响力。由于恐怖主义事件往往能够激发受众的更为强烈的感官刺激和更加紧迫的安全关切,因而也就成为传统媒体集中报道的对象。这恰恰也被恐怖组织所反向利用:其所制造的暴力事件经主流媒体过度报道(密集频率与过度渲染)之后,往往会产生关于恐怖组织符号暴力的二次输出效果。正是在这一点上,传统媒体与恐怖组织形成了一种“利益共谋”的“合作关系”。   黑色宣传在本质上反映出恐怖主义对于媒介运作的反向利用。古往今来,真实的暴力总是“易逝”的,人们对于暴力所产生的恐怖记忆往往会随着时间和代际的更迭而被渐渐淡隐。但是,恐怖组织却别有用心地通过以图像、影像等“仿象技术”的记录方式,从而将其制造的恐怖暴力的政治剩余价值符号化,进而将暴力的符号变为符号的暴力。   这种做法的本质正如让·波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所揭示的,对真实的精细复制不是从真实本身开始,而从另一种复制性中介开始。在这个复制过程的终点,真实不仅是那个可以再现的东西,而且是那个永远已经再现的东西:超真实(hyper-reality)。在此基础上,恐怖组织通过对于传统媒介和新兴媒介所具有的符号性储存功能的反向利用,得以突破物理时空的界限,从而进行持续的恐慌制造和恐怖动员。   (三)黑色技术 技术是创造新的可能世界的根本原因,其对人类社会的价值和意义不言而喻。从刀剑斧钺到枪弹箭炮、从蒸汽电力到信息智能,举凡重大的社会变革,背后无不有着技术发展的支撑和助力。技术因素本身也存在技术异化和黑色技术两重负面影响:前者是指技术对人的物化和反噬,后者是指技术沦为犯罪作恶的工具和手段。恐怖组织通过反向利用既有的技术成果,往往会对主流社会的发展与安全造成巨大的威胁和破坏,其中以核生化恐怖主义(nuclear, biological and chemical terrorism/NBC terrorism)和网络恐怖主义(cyberterrorism)最为典型。   第一,核生化恐怖主义。由于核子、生物与化学武器一旦使用将会对公众健康和生态环境造成巨大破坏,因而国际社会一直致力于削减和销毁这些武器,各国政府也对核生化技术及相关材料的传播和使用保持高度警惕和进行严格控制。然而,为图谋实现更有杀伤力的恐怖袭击,恐怖组织和极端分子目前主要通过盗窃、走私和私制等方式来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从而蓄谋发动更具社会危害性的核生化恐怖袭击。   从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到格罗兹尼氯气罐爆炸案,核生化恐怖主义袭击一直是人类社会技术发展背后挥之不去的安全阴影。从1950年到2005年,全球累计发生了423起“化生放核”(化学、生物、放射性、核,Chemical,Biological,Radioactive and Nuclear/CBRN)袭击事件。核生化武器与恐怖主义袭击的致命结合将会急剧增加国际安全面临的潜在威胁和实际挑战。   第二,网络恐怖主义。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兴起和发展,网络平台的推广和使用在便利人们日常生活的同时,也增加了网络用户被恶意攻击、窃取资料和侵犯隐私等种种安全风险。对于恐怖组织来说,它们一方面试图通过网络攻击来对目标对象进行打击报复(目标型网络恐怖主义),另一方面则积极借助网络平台进行经费筹措、情报搜集、人员招募和复合宣传(工具型网络恐怖主义)。与此同时,恐怖组织对于网络技术和网络平台的反向利用并不仅仅局限于“明网”(clearnet),而是将触角伸向更为隐秘和疏于监管的“暗网”(dark web)。   目前,恐怖分子的“暗网”活动主要包括进行虚拟金融活动、内部秘密联络、反追踪地下宣传、组织隐匿动员等多个方面。由此,随着网络技术开始成为恐怖主义反向利用的新武器,网络空间也相应地就成为国际社会反恐行动的新战场。   通过对经济发展、媒体宣传与技术使用等基本社会活动的嵌入和寄生,以“伊斯兰国”组织为代表的恐怖组织一方面力图突出、利用和强化这些活动方式背后的工具属性,另一方面则寻求否定、剥离和解构这些活动方式在主流社会所暗含的价值属性。由此,恐怖主义在社会活动的工具手段与价值规范之间,找到了自身存续所得以凭借的反向利用空间。     四、应对恐怖主义的社会解构 当前,国际社会对于恐怖主义威胁的应对主要表现为螺旋交错的双重逻辑。   其中,内向的防御逻辑突出预防恐怖主义,意在增强国际社会对于恐怖主义渗透的抵御能力,包括构筑情报预警网络、升级安保监控水平、培育健全公民人格、深化社会经济建设、管控边境人口流动等方式; 外向的进攻逻辑强调打击恐怖主义,旨在削弱恐怖主义活动对国际社会的破坏能力,包括建立应急反应体系、协调武装军事行动、加强金融制裁措施、打击恐怖组织及其分支等内容。   在这种双重逻辑的交互作用下,国际社会逐渐摸索出一条强盾战略与利矛战略相互结合的反恐路径。沿着这一思路,对于恐怖主义的社会解构,国际社会的应对举措在宏观上可以分为逆向战略、话语修正和系统联通三个方面。   (一)加强反恐实践中的逆向战略 恐怖主义的本质在于通过近乎狂热的极端思想以及在此怂恿下的无差别暴力行为来制造恐慌并以此来实现自身特定的政治目标。由此可见,恐怖主义与主流社会存在客观的政治竞争。正因如此,恐怖主义才寻求通过对于价值意义的重释再造来侵蚀消解主流社会的政治根基。作为因应,国际社会在回击这一解构挑战的过程中,需要加强反恐实践中的逆向战略。   首先,与恐怖主义的政治主张展开绩效竞争。任何政治主张的价值证成最终都需要落实为实践绩效。也就是说,一种在实践上低效甚至失败的政治主张自然会丧失其所宣扬的合理价值。既然恐怖主义意图解构主流社会中的边界政治、生命伦理和秩序架构,那么国际社会就可以一方面强化这些政治安排在现实生活中的实际意义和存在价值,另一方面则通过遏制战略压缩和削弱恐怖主义所谓的政治实践的空间和效能,最终使恐怖组织的政治主张失去观念市场。   其次,对恐怖主义的意识形态加强反向叙事(counter-narrative)。以“伊斯兰国”组织为代表的宗教极端主义惯以宗教话语为自身的政治逻辑提供合法性。因此,国际社会在反恐实践中的平行叙事并不足以遏制恐怖主义意识形态的恶性扩散,而有必要就恐怖主义所片面采择的文本和价值依据进行针锋相对的逐一批驳。例如,《古兰经》和圣训就强调中正平衡,反对极端暴虐。对于这些观念价值的挖掘和弘扬显然有助于有效削弱恐怖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和传播。   与此同时,反恐行动中有效的反向叙事除了在逻辑和文本上的工作之外,还需相应地以具体实践为支撑,从而避免反向叙事流于空谈而经受不住实践检验。例如,国际社会的反恐实践在强调自身对于当地稳定可以发挥建设性作用的同时,还需要切实推动当地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从而防止单纯注重安全议题而变向印证恐怖组织和极端主义政治叙事中的外来入侵和陷落危机而掉入其话语陷阱。   再次,锐意革除反恐政治中的沉疴积弊。任何恐怖主义的逆势生长都绝非偶然、孤立的政治事件,而是一种对于反恐政治中沉疴积弊的变向反映。为此,反恐实践中的逆向战略对象不仅包括外在的恐怖主义的意识形态,还应涵盖内在的反恐政治的价值体系。例如,由于某些国家在反恐政治中就恐怖主义认定、反恐治理方式和国际反恐合作等问题持有双重标准,因而在客观上为一些恐怖组织的坐大变向提供了政治土壤。对此,国际社会要坚决反对以任何政治、民族和宗教理由庇护和纵容恐怖分子。   (二)修正反恐叙事中的敌意话语 主流社会始终面临恐怖主义“木马”植入危险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一方面无法化解来自外部的敌对,另一方面难以阻绝来自内部的分化。因而,在“内敌-外敌”的叙事结构和话语框架下,我们就难免深陷腹背受敌的双向敌意困境。因此,为了消弭恐怖主义所带来的原生危害(如恐惧)和衍生问题(如仇恨),国际社会需要进一步修正反恐叙事中的敌意话语。   首先,对外化敌为友,进行广泛争取。虽然我们经常对恐怖分子及其组织做整体认知,但是极端组织内部并非就是铁板一块和高度同质化的。然而,诸如“敌人刑法”等建立在敌人话语叙事基础上的社会建制,却将那些原本可以被挽回的对象进行绝对隔离并与其永久对立,从而反倒助长和固化了这种政治冲突。   需要认识到,即使是在反恐政治中,也绝不存在不能被争取的“敌人”和无法被化解的敌意。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实现温和化和去激进化,而非在能否实现的问题上迷走打转。与此同时,反恐叙事还需要防止将恐怖主义同特定的国家、民族和宗教挂钩,从而导致反恐行动的蓄意扩大化和过度安全化。   其次,对内深化团结,加强有机联系。社会联系分为机械联系与有机联系,前者只是物理上的维系和连接,后者则是心理上的关系与联结。恐怖主义得以在主流社会内部进行大众动员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特定个体或群体虽然在物理上与当地的主流社会保持着机械联系,但是在心理上却是被边缘和隔绝的对象,是“内居的外人”,因而只能寻求通过外部世界来满足自身建立有机联系的社会需求,恐怖组织的恐怖动员正是利用了这种需求,并借此实现对于动员的极端化和暴力塑造。因此,对于反恐叙事的话语修正不仅包括对外的化敌为友,而且还需要对内的团结深化。   进行广泛争取的化敌为友与加强有机联系的深化团结的行为可以分为消极和积极两个维度。在消极方面,主要包括反区别化、反对立化和反冲突化三个循次递进的组成部分: 第一,避免人为界别和夸大群内差异。 第二,防止群内差异激化为次群之间的排斥对立。 第三,抑制次群对立演变为同化和除异的冲突化实践。在积极方面,主要包括交互作用的两条路径:扭转敌对(纠正误解和增进理解)和稀释敌对(发展关系联结和引入积极第三方)。   (三)联通反恐治理中的不同系统 当代恐怖主义反向利用主流社会基本活动的根本条件是现代社会功能分化系统的负外部性。正是得益于此,恐怖组织才将现代世界的逻辑变为恐怖主义的架构,从而完成部落主义与全球主义的逻辑异轨。因此,为了制止恐怖主义的这种恶意滥用,国际社会需要在反恐治理中加强不同功能系统之间的串联相通。   由于每一个系统都有和其他系统不同的环境,并有其自身的运作方式,因而在一个无中心的、彻底功能分化的社会中,没有哪个系统可以宣称是最基本的系统,任何一个系统也都是不可或缺的,更没有哪一个系统的符码可以被认为是元符码(meta-code)而放之各个系统皆准,故而诸系统不可能基于某一共同的区分而被整合起来。由此,如果想要实现不同系统在反恐治理上的相互协调,就需要以价值架桥的方式来加强不同系统之间的互联互通。   在反恐治理的实践进程中,需要通过在不同的社会系统中重建强化既有的规范预设,继而为系统内部的媒介(media)和符码(code)辅之以价值向度,从而将恐怖主义欲图解构的意义附着悉数锚定,从而以系统内部自我约束的自律沟通以及系统之间相互制衡的他律沟通,防止出现在政治系统中与恐怖主义权力互构的暴力政治、在法律系统借反恐之名肆意扩张的劣规恶律、在宗教系统与恐怖主义信仰联结的极端主义、在媒体系统与恐怖主义利益共谋的无良宣传、在科技系统为服务恐怖主义而进行知识转移的学术败坏、在经济系统中与恐怖组织共敛不义之财等“恐怖互利”的系统结果,进而遏制由于分化社会系统与恐怖主义力量之间彼此变向利用与反向利用而对国际社会所造成的价值基础坍塌和意义体系崩解。     五、结论:竞争态势感知的塑造 恐怖主义作为一种寻求实现某种政治信念的极端策略并不时新,它通过不同的政治变种鬼魅地萦绕在人类社会发展演进的历史脉络之中。同时,恐怖主义对于意义体系进行消解侵蚀的社会解构也在时代更迭的嬗变过程中如影随形并不断翻新。当前,随着以“伊斯兰国”组织为代表的宗教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对于主流社会意义体系的侵蚀消解和冲击动摇,国际社会面临着既有国际秩序出现价值失重的风险挑战,因而需要我们对此进行反思和因应。   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一时的军事高压或许可以暂解恐怖主义肆虐的燃眉之急,但此举毕竟难以持久;尤其是对于恐怖主义的社会解构来说,武力之法恐难以刚克柔。因此,国际社会更为根本的战略应对在于重构反恐时代的意义体系。对于恐怖组织来说,它通过一种逼近认知和行为极限的方式扭曲地折射出自身的观念世界。但是,作为一种难以兼容他者的极端政治,恐怖主义在解构与重构的联结转换中存在着根本的断裂,因而始终无法成为一种有效的建构力量。   对于国际社会来说,反恐治理的要义在于促进去极端化而非与恐怖主义进行相互强化的敌我战争。因此,作为对于恐怖主义社会解构的战略因应,未来世界秩序的构建将是一种在本质上的意义重塑。在这一次秩序重建的过程中,我们必须直面和正视那些原先在我们的意义体系中价值孤悬的政治信念,并进一步引导和激励其支持者以主流社会所能接受的方式进行诉求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