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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工作

我院召开巴黎暴恐案件专题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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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13日晚,在法国巴黎市发生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造成至少132人死亡。此后,法国本土和科西嘉岛进入紧急状态,世界各国纷纷谴责恐怖袭击,向法国和法国人民表示支持和慰问。此次事件中巴黎共发生5次爆炸,5次枪击;其中,法兰西体育场附近发生3次爆炸。恐怖袭击者已全部击毙。

针对这一国际社会重大关注的反恐议题,西北政法大学校长、反恐怖主义研究院院长、贾宇教授第一时间组织召集反恐怖主义研究院、民族宗教研究院的多位专家学者、研究员共同对这一事件进行讨论,以分析事件原因,并判断此事对国际及国内反恐局势的影响。11月16日下午15:00,讨论会正式开始。

贾宇教授首先指出本次讨论会的目的和内容,随后提出对社会热点问题相关研究人员应当有敏锐度,及时向社会发出声音,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贾宇教授表示,当前我们针对反恐工作急需要做的有三件事:第一,厘清伊斯兰教和恐怖分子所宣传的极端主义。我们应当告诉老百姓伊斯兰教是一个热爱和平的宗教,伊斯兰教是怎么热爱和平的我们这专家需要告诉大家的,这些人为什么不是宗教份子,他们是怎样和政治目的挂钩的。民族研究,可以从民族宗教问题这个角度研究恐怖主义问题,多层面地发挥我校两院智库的功能与作用。第二,厘清巴黎恐怖袭击的一些问题。针对这一热点事件,要让社会听见严谨的、学术的言论,通过网络等公共媒体网厘清各种问题与看法;同时还要厘清法国的恐怖主义威胁和法国政府财务政策之间的不同。第三,厘清新疆问题。虽然目前实行的三民工作、群众路线落实的比较到位,效果不错。但新疆近期还面临严峻的恐怖袭击威胁。研究需要厘清恐怖活动周期与反恐政策生效的周期,持续引导民众对新疆问题及相关工作有清醒的认识。

贾宇教授总结指出,暴恐问题与民族、宗教背后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否存在,这种联系的真假性有待深入研究。例如宗教被利用了,需要弄清楚从什么时候宗教开始被利用了,从哪个地方入的手。研究工作需要去调研,需要去论证,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在学术研究和调研的基础上,能够对事件的发展态势及时发声,第一时间进行理论上的厘清。

张金平教授就这一事件提出了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为什么法国会发生相关的恐怖袭击,特别是其从今年1月份开始至今,连续的发生了多起恐怖袭击事件。应探索研究为什么法国会发生这样严重的暴力恐袭事件。第二,探讨法国在此次恐袭事件中的应对措施是什么样的。首先是法国国家的应急反应,特别是其在恐袭发生的24小时之内是怎么应对处置的,包括应对恐袭的公共政策,引导民众来适应恐怖袭击后的应急政策,预防身边可能混入的恐怖分子、可能连锁发生的恐怖袭击。其次是法国对国际社会的回应及对国际社会做出的姿态,可以理解为国际社会的公共政策。再次,是法国打击行动等。法国现在已经强化了针对叙利亚恐怖势力的武力行动。第三,国际恐怖势力制造巴黎袭击案的目标动机和时间选择。为什么要选择法国作为恐怖的地点?为什么要在现在的时间点对法国这个西方国家进行恐袭活动,实际上在2014年6月IS对叙利亚伊拉克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行的时候,就已经具备了进行大型恐袭的能力?一个多月的时间里,IS在土耳其、西奈半岛、黎巴嫩等国实行过相关的大型恐袭活动,联系起来看此次法国袭击的时间选择是否有着更加深层次的用意?即国际恐怖势力是否在实施新的战略?第四,国际社会如何反应。俄罗斯的第一反应是“我们不会发生”,美国的反应也相对平淡的。但美国和俄罗斯应该都是外松内紧。俄罗斯在坐实客机事件是恐怖分子所为后,加大了在叙利亚的行动和内部的防范,美国也强化本土安全措施。

穆兴天教授提出,关于解决恐怖主义问题,有三点值得重视。第一,要加强各个国家之间的协调合作,尤其是加强各国之间立场的协调,建立一个有效的反恐联盟,这是势在必行的。第二,在针对性的打击恐怖主义的同时,要着力于消除极端民族主义。第三,消除宗教极端。我们经常说宗教的发展要和社会发展同步,要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其实从历史角度来看应该是促进宗教的民族化和中国化。

穆兴天教授总结认为,宗教的民族化和中国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一个宗教要在一个国家之中立足发展,必须要融入到这个国家的生活中去的,否则它将难以立足。佛教在我国的历史上就是经过了这样的发展过程,道唐朝时候出现过反佛,因为出家僧人过多,国家的兵役不足,劳动力不足,破坏了正常的生产、社会秩序,所以朝廷才会反对。藏族在历史上也是“崇佛抑本”和“抑佛崇本”不断,最终形成了藏传佛教。所以要从根本上消除宗教的极端化内容,还是要引导好宗教的中国化,民族化。

王永宝教授认为,在大的背景之下来分析、研判一个突发事件,没有丰富的知识储备是不行的,这是出现会影响决策等问题的。法国发生的恐袭事件对于一个良心的人来说,不论是不是穆斯林,都是十分令人震惊的。有良心的人对于这个事件是抵制的,不论美国或是法国,不论是不是穆斯林都是不愿意看到出现这样的情况的。但此次事件的出现,都会令人们把矛头对准伊斯兰,人们会去考察到底伊斯兰的思想体系之中有什么的一种动力会导致这样的事件的发生。如果这种事情是穆斯林做的,那么穆斯林为什么会去做这样的事情。中国是文化交流的很好的例子,如伊儒交融,用现代的词汇来说就是和谐共生。这里我们要思考宗教所发挥的社会功能是什么,如伊斯兰所发生的社会功能是不是和我们的和谐社会相适应。我国的宪法已经保障了穆斯林的宗教信仰的自由,这时穆斯林群体的社会诉求是什么,而不应该把恐怖主义强加到部分问题之上。当谈到原教旨主义的时候,我们应当明确,原教旨主义不是来源于伊斯兰文化,而是来源于基督教。伊斯兰是温和的,就像很多人提到的中正思想一样,那么伊斯兰的极端思想是怎么产生的,这应当回到历史中去找寻。实际上伊斯兰教是被政治所绑架的,伊斯兰原本是政教合一的,但现在的伊斯兰世界里没有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因为宗教指导的政治思想应当是与人为善的,是亲和的,而非暴力性质的,是和现在的伊斯兰世界政治完全不一样的。

民族宗教研究院葛昕博士提出,恐怖分子最喜欢“文明冲突论”。因为文明冲突论在反恐问题上本就是一个误导的出发点如果我们认为这样的结果是文明冲突的表现,那么自然而然可以得到结论文明冲突在短时间内难以得到平静。那是不是说我们对于恐怖主义的对抗或者治理因为这种文明冲突的难以调和属性也会陷入一个难以取得效果的结论呢?是不是一个宿命式的悲剧呢?第二,政策分析:一个因果的起点。我们面对文明结果,文明结果与我们自然人、国家有一定关系,是不是某次政策导致某次袭击呢?也许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就不会理性的思考这个问题,而是以人类最原始的方式。如果说以这样角度理解文明冲突,那么我们就该分析恐怖主义,至少把握政策上疏忽问题。第三,民主的次序:一个思考的基点。在缺乏国家认同、政治共识和大致均等的社会结构的条件下推进竞争性选举的代议制民主,混乱与动荡时常会如影相伴。如果说治理恐怖主义的途径是让人民生活富足起来,平等参与政治生活,那么就更应该反思民主的理论性问题。

反恐怖主义研究院肖楠博士提出,我国应努力构筑反恐的整体观。世界范围内恐怖主义势力不断抬头壮大的原因,一方面不排除东西方世界的生存竞争,伊斯兰世界和世界争夺生存空间的问题;另一方面要注意非理性的参加者,尤其是多元化价值观环境成长下的的年轻人,这可能是对包括ISIS的恐怖主义势力迅速发展壮大非常大的支持因素,对这个方面的考虑,对于控制世界范围恐怖主义浪潮进一步爆发或蔓延很重要。其次,不能把研究精力完全放在热点问题上。在思考热点问题时要有全局观。比如说,对于黎巴嫩等非“关注中心”的地区出现与巴黎程度相同的恐怖袭击事件,新闻媒体关注的力度就小得多。对于巴黎恐怖袭击发生的原因及对策,需要放在世界恐怖主义势力发展的进程中考察,要有一种世界范围的广角镜视角的观察和思考。同时,也要关注热点,对于它产生的后果要重视,反恐也要有整体观、全局观。这样就比较客观、理智的看待整个全球范围内的恐怖势力发展趋势。对于法国频繁发生的恐怖袭击,我们既要做好反恐“内功”,也要保持好内部警惕性。对西方大国对待反恐的“双重标准”心态上要习以为常,国家之间的政治博弈是以利益为导向的。利益不同,立场就不同。国情不同,就可能采取不同的态度来批判。你的国际地位重要,你的利益被关注度就高。你不重要,你的利益被关注度就少。在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里面,价值评判标准单一的“道德国家”是难以存活的。所以,对于巴黎恐怖袭击事件的看客,我们重视的应该是大国进一步的动作将对整个国际反恐局势有着什么样的影响,以及中国如何利用这种情势调整反恐策略,挤压中国周边暴恐势力的生存空间。

民族宗教研究院古丽娜尔·乌斯满江副教授提出,巴黎暴恐案我们应有“两个不挂钩”的思考。具体而言是指我国一贯坚持的不能把恐怖主义与特定民族、宗教挂钩的反恐原则。

对此就应当第一,准确把握民族学宗教学的基本概念。第二,从学术层面正确解读和贯彻落实党和国家民族宗教政策。第三,在实际工作层面正确解读和贯彻落实党和国家民族宗教政策。第四,搞好民族团结大大降低我们反恐的成本。

反恐怖主义研究院副院长王政勋教授提出,对暴恐问题可以放在更宏大历史观的视野下去看待。巴黎暴恐事件属于国际暴恐犯罪,而我们国内的相关事件属于国内暴恐犯罪,国际暴恐犯罪和国内暴恐犯罪从根源上来说是不一样的。虽然在思想基础上两者都属于极端主义,但是从其产生的根源来说,国内暴恐犯罪的根源在于分裂主义,而国际暴恐犯罪的根源在于反现代性。由于其是反现代性的,所以它就跟国内暴恐犯罪有着很大的差别。之所以它会以反现代性作为其根源,就是那句话:所从来者远矣,所可鉴者,近矣。

西方文明强势崛起以后,后发国家,不管是伊斯兰文明还是中国文明,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即使是同属基督教世界的俄罗斯文明,由于其东正教的传统和蒙古人统治的影响,俄罗斯就曾经长期徘徊于俄罗斯主义和西化主义之间,它一方面向西方学习,一方面又难以脱离其东方的传统——这里东方本意上是指东正教,既要向西欧学习,又想固守本国的东正教传统。俄国在其发展过程中,一直在西化和俄罗斯主义之间进退失据。而中国在面临西欧这种挑战的时候,到底是以中学为主还是西学为主,在清末民初的时候也是争论很大,经过一番斗争和选择,基本上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现在虽然不这么说,但是模式也是基本相同的。而伊斯兰世界在经过西方文明的无情打压之后,如何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到底是坚持伊斯兰主义还是世俗主义,也是进退维谷的。而在此问题上,西方不采取双重标准,才让人意外。国内的恐怖主义当然也有反现代性的特点,但是更重要的是民族分裂主义。从民族分裂这一点来说,西方是想同时压制伊斯兰世界和中华文明,西方不会眼看着中国的再次崛起,所以它就用祸水东引的方式来扰乱中国,给中国制造麻烦。在这样的情况下,西方的主流媒体对中国的反恐行动采取双重标准是必然的,我们无需太过激动。

中国崇尚现代性,国际恐怖主义是反现代性的,对于这种反现代性,中国当然要反对;而对于西方来说,中国存在分裂主义对他们是有利的,所以他们当然要支持。但由于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结合在一起,并且和西方共同面临着极端主义的问题,所以它又不好意思不反对,在这样的情况下,它必然会采用双重标准。对此我们不必莫名惊诧,西方对中国国内的暴恐犯罪不采取双重标准才让人意外。从文明的常态交流认识恐怖活动,从文明发展的大势来看,恐怖主义将会是一个长期的存在,直到伊斯兰世界和基督教文明、中华文明完全交融,或者达到与其平起平坐的那一天,才能结束。但是这个过程将会相当漫长,伊斯兰世界中干得最好的土耳其,目前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都很一般,它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刚刚超过1万美元,与欧盟国家特别是西欧差距明显;要等其他的伊斯兰国家发展起来,那将是遥遥无期的。而如果伊斯兰文明没有实现复兴,现代性和反现代性将会长期地对峙,对峙的结果就是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不可能消除。

晚19:00本次研讨会正式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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