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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宪:我的中东研究之路

  • 来源: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
  • 发布者:反恐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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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肖宪,曾任云南大学西南亚研究所所长、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云南大学副校长,现为云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全国高校国际政治学会副会长、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常务理事等。肖宪教授长期关注国际政治、中东伊斯兰问题、以色列和犹太人、中国-中东关系史等领域,已出版《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当代国际伊斯兰潮》《犹太文明史话》《当代中国—中东关系(1949—2014)》《世纪之交看中东》等著作和译作30多部;在国内外刊物发表论文100多篇。本刊邀请肖宪教授撰文介绍治学经验,为我国的中东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

作者简介
肖宪, 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

文章出处
原文参见《中东研究》2019年第2期(总第10期),全文如下:

    一
    1973~1977年,我作为上山下乡的“知青”在农村插队劳动了4年。后来,我有幸成为“文革”后第一批进入高校的大学生,在昆明工学院(即后来的昆明理工大学)英语专业学习。1981年大学毕业后,我留在昆明工学院担任英语教师。尽管工作干得不错,也颇受学生欢迎,但总觉得英语只是一种工具,一辈子靠它吃饭是不行的。于是,1983年我便报考了云南大学世界历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也被顺利录取了。
   我读硕士的单位是云南大学西南亚研究所,导师是施子愉教授。
   云南大学(云大)的西南亚(中东)研究始于20世纪40年代。当时纳忠、马坚等一批云南回族学者从埃及留学回国,率先在云大开展了有关阿拉伯地区历史、语言、文化的教学和研究,使云大成为国内为数不多的研究中东地区的大学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为了配合外交工作,根据中央政府周恩来总理20世纪60年代初做出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国际问题研究的决定》,当时的国家高教部批准成立了一批研究外国问题的机构。1964年,云南大学成立了西南亚研究所,同时期成立的还有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复旦大学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武汉大学美国研究室、西北大学伊斯兰教研究所等。
    施子愉先生是昆明人,早年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念书,1947年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1951年回国后在武汉大学历史系任教,“文革”后回昆明定居,在云大西南亚研究所一直工作到1998年去世。施先生学贯中西,中文和英文造诣都很深,研究方向主要是国际关系史。他治学认真,学风严谨,讲课时字斟句酌,非常有条理。老先生的著述虽然不多,但每一部论著都很有水平。
   除了施子愉先生外,当时西南亚研究所还有几位老教授也招收研究生。一位是早年曾留学土耳其的杨兆钧先生,主要研究方向是土耳其史和伊斯兰教史。另一位是方德昭先生,是一位老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就入了党,后来享受离休干部待遇,研究方向是亚洲史。还有一位是浦莱先生,早年也留学美国,英语非常好,朝鲜战争时做过志愿军翻译,曾在外交部亚洲司工作,主要研究中东石油问题。正因为西南亚研究所和历史系有这样一批老教授,云南大学在“文革”后第一批便获得了世界史硕士学位授予权。对这些老教授,当时我们既不喊教授,也不叫老师,而是称“先生”,如施先生、杨先生、方先生等。
    西南亚研究所是当时的国家高教部批准成立的机构,因此有自己独立的资料室,并且有专项研究经费,每年都订购大量中外文报刊,购买许多中外文图书。除了几位老先生,所里当时还有10多位中青年研究人员,另外云南大学历史系也有几位从事亚洲研究的老师。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研究实力,1982年由云南大学西南亚研究所、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1978年改为今名)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发起,在昆明成立了中国中东学会,并召开了首次学术研讨会。能在这样的条件下和环境中学习,我如鱼得水,深感幸运。

    二
    进入西南亚研究所学习之前,我对中东了解甚少。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东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电视上时常有关于中东的新闻:敌对多年的埃及与以色列握手言和,达成和平协议,双方领导人共获诺贝尔和平奖,但埃及总统萨达特很快就遇刺身亡;伊朗发生伊斯兰革命,推翻亲美的国王政权,建立伊斯兰共和国,随后爆发了旷日持久的两伊战争;苏联突然出兵阿富汗,建立亲苏傀儡政权,但遭遇了伊斯兰“圣战”者的激烈抵抗,使其陷入战争泥潭不能自拔;以色列大举入侵黎巴嫩,引发大规模难民营屠杀事件,巴解组织被迫撤出贝鲁特……这些新闻报道令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自然也激起了我认识中东、研究中东的兴趣。
    我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尤其感兴趣。为何一个看着非常强大并得到美国大力支持的国王政权,在短短几个星期就土崩瓦解?为何流亡国外的宗教领袖霍梅尼有那么大的能量,不但能够遥控指挥国内的革命运动,而且回国时会受到数以百万计民众的狂热欢迎和崇拜?为何伊朗的伊斯兰革命会在中东地区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应,导致整个地区的激烈动荡?为了弄明白这些问题,在西南亚研究所学习期间我阅读了大量有关的著作和文章,有中文的,但更多的是外文(英文)的。上课时我也与老师和其他同学进行过讨论。为了准确地理解和表述有关问题,我还翻译了几篇国外的英文论文,其中有两篇还在国内刊物上公开发表了。到硕士二年级时,经过与施子愉先生讨论,我决定将“中东的伊斯兰教与政治”作为我攻读硕士期间的研究方向。
    我的硕士学位论文选定的题目是“当代中东国际关系中的伊斯兰教”。为了写好论文,我曾专程前往北京和上海的有关研究机构、大学和图书馆收集资料。虽然当时国内也有一些学者在从事伊斯兰教研究,但主要研究的是中国伊斯兰教,很少有人研究中东的伊斯兰教,可供参考的中文资料实在是凤毛麟角,因此硕士学位论文使用的文献资料大多是英文的。论文主要论述了伊斯兰教有关民族、国家、政治的思想和理论,并结合现实中的伊朗伊斯兰革命、两伊战争、埃以和平、伊斯兰复兴运动等具体案例进行讨论。虽然这篇硕士学位论文谈不上有多高的学术水平,却是国内较早涉及这一领域的一项研究成果。1986年6月答辩时,几位前辈老学者都给予了很不错的评价。
    在此后的30多年里,伊斯兰问题一直是我最感兴趣的研究方向之一,也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我先后出版了《传统的回归———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1994年,2011年再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当代国际伊斯兰潮》(1997年,世界知识出版社)两部著作;参著了《伊斯兰教与国际政治》(金宜久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等三本书;承担过“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研究”(1993年)和“中东社会对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反应”(2003年)两项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发表了有关伊斯兰“圣战”、伊斯兰经济、伊斯兰复兴运动、伊斯兰教与民族主义、伊斯兰教与两伊战争、阿富汗的“圣战”、东南亚伊斯兰教、恐怖主义等问题的20多篇学术论文;给硕士、博士研究生和校外有关单位开设过“当代世界伊斯兰教”“中东的伊斯兰教与政治”等课程和专题讲座。
    我认为,研究中东问题,一定不能脱离“伊斯兰”这一特殊因素。现在有的学者,仅从政治权力、经济利益、民族国家等一般规律来认识和理解中东,而不考虑中东的“伊斯兰”特殊性,这样是很难把许多问题说清楚的。另外,也有不少人仅把“伊斯兰”(这里说的是“伊斯兰”,而不是“伊斯兰教”)当作一种狭义的宗教来认识,因此就很难理解它对中东国家、政治、社会的巨大影响。其实,就中东地区而言,“伊斯兰”既是一种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也是一种社会、经济和法律制度,更是一种文化形态和生活方式。在中东,其实是没有“宗教”与“世俗”的区别的,只有“本土”与“外来”、“传统”与“现代”的区别。

    三
    1988年9月,我获得国家公派到英国进修一年的机会,这也是我第一次出国。在此之前,国内老一辈学者能到国外学习和访问的机会极少,许多人研究了一辈子外国问题也未能到国外看看,因此我很珍惜这次机会。我选择的进修机构是英格兰北部的达勒姆大学(Durham University,也译作杜伦大学)中东和伊斯兰研究中心——英国的四大中东研究机构之一。我在这里选听了两门课,参加了中心举办的学术讲座和讨论会,更多的时间则是在中心和学校的图书馆看书。然而,一次偶然的机会,又使我开辟了一个新的学术领域。
    在达勒姆大学,我认识了一位来自以色列的博士生阿娜特。当她知道我在中国从事中东研究但还未到过中东时,便自告奋勇地要帮我找一个去以色列访问的机会。不久后,她就告诉我,她原先的硕士导师——特拉维夫大学摩西·达扬中东与非洲研究中心主任伊塔马尔·拉比诺维奇教授(Itamar Rabinovich,后来曾出任特拉维夫大学校长、以色列驻美国大使等职)愿意邀请我访问以色列,并可承担我在以期间的全部费用。
    能有这样一个机会,我当然很兴奋,但真正要到以色列去,却又面临着不少困难。要知道,当时中以还没有建交,以色列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中国的“敌人”,国内媒体上还充斥着对以色列严厉的批评和谴责。而我当时是中国政府公派的访问学者,能以这样的身份去访问以色列吗?犹豫之际,我拨通了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教育处的电话,向他们说明情况,并表达了我访以的愿望。使馆对此很重视,让我写了一份详细的书面报告。不久后,使馆通知我,经请示国内(外交部),同意我以个人身份访问以色列。这样,国内就为我访以开了“绿灯”。
    当我拿着特拉维夫大学的邀请函到以色列驻英国大使馆申请签证时,签证官可能从来没见过中国护照,拿在手里翻来覆去看了半天。两个多星期之后,从以色列使馆寄回来的护照上却没有签证,而护照中间夹着一张纸,签证章盖在那张纸上。原来,以色列给我做的是“另纸签证”。我想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当时中以没有建交,他们不便在中国护照上盖章,二是可能他们为我着想,一旦我的护照上有了以色列签证,我就不可能到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国家去了。
    1989年4月,我第一次踏上了访问以色列的旅程,是较早访问以色列的中国学者之一,此前虽然也有中国学者到过以色列,但要么是来自香港、台湾的,要么是旅居美国的。此次我在以色列停留了20天。在拉比诺维奇教授的安排下,我在特拉维夫大学、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做了两场学术报告,与一些学术同行进行了交流;应邀到两位教授家里做客,体验了犹太家庭的安息日晚宴;参观了特拉维夫、耶路撒冷、海法、戈兰高地等地方;甚至还到一个基布兹里住了一天一夜……
    正是此次以色列之行,使以色列和犹太人成了我后来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20多年来,我又多次前往以色列,开展合作研究或参加学术会议,有两次在那里待的时间还比较长。1992年中以建交时,我正好在希伯来大学杜鲁门研究院做访问学者,一时间成了以色列多家媒体追踪采访的对象。1994年,我到以色列纳塔尼亚的一个“乌尔潘”(希伯来语速成学校)学习了4个月的希伯来语,还获得了一张“初级希伯来语水平证书”。在以色列,我见过沙米尔、拉宾和佩雷斯等领导人,并有机会与他们对话。2014年7月,我在本-古里安大学做客座教授时,近距离观察了以色列在加沙实施“护刃行动”的全过程。
    1989年9月我从英国回国后,曾先后到外交部亚非司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报告访问以色列的情况。1992年,我和同事杨曼苏编写了国内第一本全面介绍以色列的书《以色列———谜一般的国家》(世界知识出版社)。书出版后,市场反应很好,几次再版仍供不应求。后来,我又陆续出版了10多本有关以色列、犹太民族和宗教的书,其中既有学术专著,也有通俗读物,还有翻译作品,包括《犹太国》(商务印书馆,1993年)、《犹太人———谜一般的民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中东国家通史·以色列卷》(商务印书馆,2001年)、《古犹太文明探秘》(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犹太文明史话》(商务印书馆,2013年)、《以色列史话》(中国书籍出版社,2016年)等。另外,我还在国内外各种刊物发表了数十篇关于以色列政治、外交、历史、移民,犹太复国主义,犹太民族、宗教以及中以关系等方面的文章。
    对以色列和犹太人,尽管国内已有比较深入、广泛的研究,但很多人仍存在着不少片面甚至极端的看法。正如郑州大学张倩红教授所说的:一些人只看到以色列的“占领者形象”和强硬姿态,而看不到这个弹丸之国严峻的安全形势与急切的安全诉求;一些人只看到战乱不止、动荡不安的以色列,而看不到其政治民主、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的一面;一些人只看到美以特殊关系,简单地把以色列归纳为美国的“仆从”,而看不到以色列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独立性与自主性,看不到美以关系中的利害纷争。另外,国内也存在着一种神化、美化以色列和犹太人的倾向:过分夸大以色列的成就和能力,夸大犹太人的历史作用和文化贡献,夸大犹太人和以色列对中国的感恩和友好。这些认知偏差,都应通过对以色列和犹太人客观、深入的研究加以纠正。

    四
    1993年6月,已经工作了十多年的我,考上了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彭树智教授的博士研究生。尽管是在职学习,要兼顾云南大学西南亚研究所的工作,但在1993~1996年的三年中,我还是在西安生活了大约一年半的时间。在西北大学,我一边读书学习,一边研究写作,还常与王铁铮、黄民兴、王新刚、张倩红等同门交流切磋,那是我学术生涯中非常有收获的一段时光。
    与云南大学西南亚研究所同时成立的西北大学伊斯兰教研究所,1978年改为中东研究所。彭树智先生是国内世界史学界的著名学者,长期从事亚洲史、中东近现代史、东方民族主义、人类文明交往等领域的教学和研究,曾担任西北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博学院院长,后来任中东研究所所长。彭先生学识渊博,为人谦和,对学生循循善诱,在学术上却十分严谨,务实求真。而且,彭树智先生还是一位非常勤奋努力的学者,尽管早已著作等身,到80多岁时仍笔耕不辍。正是在他的带领下,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最早在国内获得“中东·南亚史”博士学位授予权。
    在彭先生的指导和鼓励下,我选择了“1949—1979年的中国-中东关系”为博士学位论文的题目。在我国的对外关系研究中,中国与中东的关系一直是比较薄弱的领域,不仅研究的学者较少,发表和出版的论文和著作也不多。相比之下,在我国国际关系学和外交学界,对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关系(如中美关系、中欧关系、中日关系、中俄关系、中国-东南亚关系,甚至中国-中亚关系、中国-非洲关系)的研究队伍和研究成果都比中国-中东关系要庞大和丰富得多。这一博士学位论文题目确定后,中国-中东关系也就成了我中东研究的第三个主要方向。
    研究中国-中东关系,主要的困难还是第一手资料的缺乏。因为涉及国家的外交政策,不少档案文献一直未解密,一般学者也很难得到。能够利用的资料主要是公开的消息、报道、领导人讲话、公报、条约等,某些当事人的传记或回忆录,以及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但我觉得,学术研究的目的并不是要去披露所谓的“外交秘闻”,而是从历史的宏观视角考察中国与中东国家关系发展的脉络和走向,分析各种事件的因果关系,从中找出某些规律和特点。因此,这些公开发表的东西本身就是有价值的资料,只要下功夫去收集、发掘、整理,并对它们进行分析和思考,同样也可以得到满意的结果。另外,国外也有一些学者在关注中国-中东关系,他们的研究成果也可参考、利用。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我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1949—1979年的中国-中东关系》的写作,并于1996年6月顺利通过了答辩,获得了博士学位。能够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并取得更高的学位,我感到十分高兴和满足。当时我已年过四十,来读博士既不是为了就业,也不是为了职称或者工资,主要还是对知识和学问的追求。事实上,1995年5月我已经被破格晋升为教授(我1992年晋升为副教授,一般要5年后才有资格参评正教授),并被学校任命为西南亚研究所所长了。
    当时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1949—1979年的中国-中东关系》大约有15万字。我本来想答辩之后再花一些时间把1979年以后的中国-中东关系也写出来,作为一本专著出版,但是由于各种客观因素(行政工作、上课、指导学生、出国等),当然更主要的还是觉得自己没有把握写好,此事就搁置了。没想到这一放就是20年,直到2015年我卸下了学校行政职务的担子,才重新回过头来对当年的博士学位论文进行认真的加工修改。然后又用了近两年的时间,对1979年之后的中国-中东关系进行仔细梳理、研究和写作,最后终于完成了一部学术专著《当代中国—中东关系(1949—2014)》(54万字),于2018年初由中国书籍出版社正式出版。当然,由于资料有限和水平所限,我对此书仍有一些不满和遗憾之处,只有等以后有机会再加以弥补了。
    在中国-中东关系这一研究方向,除了这部专著之外,我还翻译出版了《中国与以色列-犹太关系10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一书;在各种学术刊物发表了中国-以色列关系、中国-土耳其关系、历史上的中国-中东关系、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中东关系、中国-中东人文交流、中国向西开放、“一带一路”等内容的论文10余篇;并承担了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的重点课题“中国与中东国家关系史研究”(2013年)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关系有了很大发展,尤其是双方在能源和经贸领域开展了大量的合作。相比之下,中国对中东政治和安全事务的参与程度仍比较低。正如一位学者所观察到的:积极进取的经济政策和谨慎保守的政治安全政策,构成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中东战略的主要特征。然而,近年来几股力量正在把中国推向中东舞台的中心:一是中国在中东不断增大的利益;二是中国的大国地位和大国责任;三是中东国家和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这就要求中国不仅在经贸方面,而且在政治和安全方面,在中东发挥更大的作用。我相信,随着中国对中东事务越来越多的参与,对中国-中东关系的研究也会越来越深入。

    五
    我从1983年进入中东研究领域,到现在已经36年了。
    除了前面谈到的中东伊斯兰问题、以色列和犹太人、中国-中东关系三个主要方向外,这些年来,我还做过中东历史和国际关系的研究,做过土耳其、伊朗、埃及、沙特等国别问题的研究,以及阿拉伯、库尔德等中东民族问题和民族主义的研究。现在回过头来看看,也算取得了一些成绩:共出版了20多部著作(包括独著、合著、译著),在国内外刊物发表了100多篇学术论文,以及几十篇知识性文章。另外,我还招收和培养了中东研究方向的博士生和硕士生50多人(包括4名外国学生);获得过10多项研究和教学奖励;2001年以来,还一直担任中国中东学会的副会长。
    我觉得,一个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学者,既要能坐得住冷板凳,潜心做学问,也要能走得出书斋,服务国家,服务社会。在这方面,我也进行了一些努力。当中东地区发生一些重大事件时,社会上总是很关注,希望更多地了解其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当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2011年出现席卷中东的“阿拉伯之春”、2014年“伊斯兰国”崛起、2017年特朗普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时,我都曾应邀到一些机关、部队、学校做形势报告,或接受媒体采访,与公众和社会分享自己的认识和看法。到国外访问时,我也应邀做过一些有关中国的讲座,如“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的伊斯兰教”“中国的中东研究”等,向外国人讲好中国故事。1994年我在以色列做访问学者时,曾到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为工作人员做过关于中东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报告。另外,前些年我还多次参加外交部亚非司召集的形势研讨(分析)会,就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供有关部门决策参考。
    在云南大学,我也利用自己从事中东研究的优势,推动学校与中东国家开展合作和交流。我们曾邀请三任以色列驻华大使、两任伊朗驻华大使前来云南大学访问,并给师生做报告;邀请过多位以色列、伊朗、土耳其学者前来进行学术交流;与伊朗、以色列的学术机构合作在云南大学举办过4次国际学术会议;在云南大学举办过5次有关以色列、伊朗的文化、旅游展览;争取奖学金让多名云南大学师生到中东国家访问;等等。2006~2015年,我担任云南大学副校长,分管科研和外事工作。为了在伊朗开办孔子学院,我两次带队前往伊朗,寻找合作办学的伙伴。后来在中国国家汉办的支持下,终于成功地在伊朗德黑兰大学开办了一所孔子学院。
    总之,能够通过自己的研究,为知识的殿堂添砖加瓦,为国家和社会服务,促进中外合作交流,我感到很高兴,也觉得很欣慰。
    我们是伴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繁荣发展成长起来的一代学者。我们这一代人以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为主,比上一代人(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生的)幸运得多,因为我们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代。我们这一代人可以心无旁骛地置身书斋,钻研问题,追求学问;我们有优越的工作条件,有电脑、互联网等各种先进设施,有各类科研项目可以申报;我们有很多机会走出国门,与国外同行合作交流,探讨切磋。所以,我们要感谢这个时代;我们没有理由不努力,也没有理由不取得成绩。
    随着国家的发展、对外开放的扩大,国内的中东研究队伍不断壮大、成果日渐丰富、水平不断提高。与我们这一代人相比,20世纪60年代之后出生的中东研究学者大多学历层次高,受过系统的专业训练,理论基础扎实,思想活跃,勇于创新,而且善于使用新的研究方法,以及互联网、大数据等新的研究手段。更令人羡慕的是,他们中不少人除了懂英语外,还懂阿拉伯语、土耳其语、希伯来语等语言,有的人还在中东国家生活和学习过。他们既仰望星空,又脚踏实地,是中国未来高水平中东研究的希望所在。
    中东曾经离我们很遥远,不仅是地理和距离上的遥远,还有思想上和心理上的遥远。过去,对普通中国人来说,中东是那样的模糊、神秘和陌生。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交往的增加,今天中东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我们几乎每天能听到有关中东的消息、看到有关中东的报道。中东对中国人来说,正在一天天变得清晰、真实和熟悉起来。作为一个研究中东的学者,我对此深感高兴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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