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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与传承】肖宪:君子之交淡如水

  • 来源:云南大学周边外交研究中心
  • 发布者:系统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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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9年12月10日是贺圣达先生逝世一周年纪念日。此文为纪念文章系列之十五。



2018年11月中旬,应云南大学出版社原社长施惟达先生之邀,贺圣达和我,还有一批大致同龄的学界朋友,参加了一个座谈会。大家约定每人以个人经历为题写一篇文章,结集出版,以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会后,我和圣达在回家的路上商定,我们两人的经历差不多,就写一写我们走过的学术道路吧。然而,还不到一个月,就传来了圣达突然去世的噩耗,实在是令人难以相信。现在,施惟达主编的《改革开放40年:“50后”的自述》一书已经出版,但里面却没有圣达的文章了。

我与圣达相识已30多年,他比我大几岁,我一直将他看作老大哥,但我们俩的人生经历却几乎差不多:早年都当过“知青”,文革后考上大学;毕业后一直在研究机构或者学校工作,都从事外国问题研究(他研究东南亚,我研究西南亚-中东);80年代后期我们先后都到英国留学进修一年;回国后除了继续搞学术研究外,都先后任担了本单位的行政领导职务;从行政岗位退下来之后,我们又一起被聘为省政府参事。30多年来,我们相处的时间和见面的机会不可谓不多,但是,除了学术和工作关系外,我俩平时的交往并不算很密切,真有点“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味道。

我同圣达大概相识于1986年。当时我刚刚硕士研究生毕业,留在云南大学西南亚研究所工作;而圣达从云南大学历史系毕业后,也在云南省社科院东南亚研究所工作。而当时这两个研究所都在云南大学北院的同一幢楼里,西南亚所在三楼,东南亚所在二楼,两个研究所都有各自的资料室,也都彼此开放。一天,圣达到西亚所资料室来借还书,我一看是英文版多卷本《剑桥伊斯兰史》中的一卷,而我也正好在读另一卷,于是我们就交谈了起来,就这样认识了。那几年,因为我们上班就在楼上楼下,彼此见面的机会也很多。

1986年下半年,圣达率先获得了公派出国进修的机会,到英国伦敦大学作了一年的访问学者。不久后,我也获得了同样的机会,于1988年到英国杜伦大学作一年的访问学者,而此时他已学成回国了。行前,我还向他了解了英国的情况以及需要注意的问题。后来,随着老一辈学者的离退休,圣达于1994年担任省社科院东南亚所所长,不久后又担任了省社科院副院长;我于1995年担任云南大学西南亚研究所所长,2006年又担任了云南大学副校长。

我和圣达在工作上自然有不少往来,而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请圣达来参与云南大学世界史和国际关系两个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云南大学的世界史学科的阵容曾经非常强大。上世纪50-70年代,历史系和西南亚所有一批早年从国外回来的老学者,如留学埃及的纳忠先生,留学土耳其的杨兆钧先生,留学法国的杨堃先生,留学美国的张家麟、武希辕、李德家、施子愉先生等,再加上国内培养的方德昭、邹启宇、赵瑞芳、吴继德、左文华、徐康明等一批老师,学术实力在国内同行中是得到普遍认可的。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云南大学却一直没有世界史的博士学位授予权(而早在1981年就获得了首批硕士授予权)。因此,我担任西南亚所所长后,获得世界史博士授予权便是主要的工作目标之一。而此时老一辈学者有的已调离,有的已去世,其余的多数也已退休,因此,除了组织校内西南亚所和历史系的力量外,我还邀请了校外的圣达来参加这项工作。

当时第一步是聘他作为云大的兼职教授,需要填表和发聘书,第二步是请他提供他所有学术成果的清单和实物,第三步是大家在一起讨论如何填写申报书,如何与国内学术同行进行联系。圣达原本是一个惜时如金的人,但出于对母校的热爱和深厚感情,他对这些工作都给予了积极主动的支持和配合。由于有前辈们打下的学术基础,由于有圣达的参与和支持,再加上我们认真的组织和申报工作,我们终于如愿以偿,于2000年获得了世界史的博士授予权。圣达、我以及历史系的刘鸿武三个人成为了首批世界史博士生导师,后来又增加了杨曼苏、吕昭义、许洁明、何平、赵伯乐等人。2005年,我们在世界史(历史学)基础上对学科方向进行了调整,又一举获得了国际关系(政治学)的博士授予权,圣达也是这一学科的博士生导师。

从2000年到他2018年年底去世,圣达一直是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的兼职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一直参与学院研究生的招生、指导、开题、答辩等培养工作;他自己也先后招收和指导了10多名硕士生和10多博士生。由于他学术水平高,做事认真负责,对学生的要求严格,培养的效果很好;由他指导毕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的质量都很高。云南大学的国际问题研究能有今天的兴旺发达,与圣达多年来的参与和支持,以及与他做出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圣达的学历并不高,他本科毕业后就没有再继续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他的学问主要是靠自己的努力,通过读书、研究、思考得来的。圣达酷爱读书,勤奋努力,善于思考,善于学习,在他的朋友、同事和学生中都是出了名的。他不爱应酬,不善交际,不喜虚华,在同行和朋友中也是人所共知的。而他在专业和学术上的追求,以及所取得的成就,所达到的高度,却是同辈学者难以企及和非常敬佩的。早在1990年,他就在国内顶级学术刊物《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论文《“南诏泰族王国说”的由来与破产》,早在1992年,他就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专著《缅甸史》,成名之早,我们都望尘莫及。他的学术成果丰硕,用“著作等身”来形容毫不夸张。他主要的研究方向是缅甸、泰国,并扩展到整个东南亚地区,同时对中国和东南亚关系的历史和现状也有深入的研究。他的学术成就在学术界有口皆碑,被誉为东南亚研究的“大师”和“泰斗”。

因为研究方向不同,我与圣达在学术方面的合作也不多,只有两次。一次是他主持的2001年国家社科项目《东南亚伊斯兰教与当代政治》,我承担其中的“东南亚伊斯兰教的现状与特点”部分。这个项目完成后获得了云南省社科一等奖,成果也于2006年正式出版。另一次是省政府参事室关于“云南对外开放和中缅关系”的调研课题。为了完成好课题,我们还组成了课题组,一起到缅甸进行了考察调研,后来也较好地完成了这个课题,向省里提交了调研报告。在合作中,我也能感受到圣达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以及实事求事的学术精神。

圣达去世的时候只有70岁。在医学发达的今天,许多人都能活到80、90多岁,甚至上百岁,他走得还是太早了。他患有糖尿病,所以一直都比较消瘦,但他并不把它看得很严重,反而还很乐观。有段时间我的血糖也比较高,在饮食上较注意,他看到后就对我说:“你看我的糖尿病好多年了,只要每天吃药就没事,什么东西都能吃,而且我还喜欢吃甜食。”确实,多年来,他给我的印象都是精神抖擞、充满活力,从未见他有过萎靡不振的样子。最后使他去世的也并不是他长期患的糖尿病,而是从未听他说过的心脏病。

他过早离世或许还与他不幸的家庭生活有关。他的亲生女儿小真真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尽管他们夫妇作了最大的努力,几次带她到上海检查和治疗,但最后还没能留住孩子的生命,16岁就早夭了。为了弥补对小真真的思念,他们夫妇后来认领了一个养女。圣达的夫人曾凤英(在云南大学工作,同我也很熟悉),原先身体一直不错,但后来却查出来得了肺癌,之后身体很快就垮了,于2018年2月离世,比圣达还早走了10个月。夫人的去世,对圣达肯定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圣达走了,我失去了一位相交多年的“君子”朋友,心里真的很难过。

201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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